吕公著(1018—1089)是宋朝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字晦叔,是吕公弼的弟弟。在仁宗时期,他考取了进士,并在英宗时期担任了蔡州知州的职务。
当神宗登基后,吕公著被召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重要顾问。在熙宁年间,他被任命为开封府知府,并担任御史中丞的职务。他反对了行青苗法,并批评了吕惠卿的政治手段,认为他是一个奸邪之人,不应该被使用。因此,他被调任为颍州知州。
后来,吕公著被任命为河阳知州,但不久后又被召回,担任审官院的知院一职。随后,他又被任命为枢密院的同知,成为朝廷的重要官员。
在哲宗元祐元年,吕公著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一起辅佐政府,废除了新法。三年后,他请求辞去职务,并被任命为司空,同时担任同平章军国事的职务。
吕公著去世后,被追谥为正献。他在政治和文学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对宋朝的政治局势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题为《嗜学有行:吕公著的官场经历》
吕公著是一位嗜学的人,从小就对学习充满热情,甚至废寝忘食。他的父亲吕夷简对他的学习态度感到惊异,并预言他将来必定成为王公辅臣。果然,吕公著后来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奉礼郎,但他并没有赴任。他先后担任颍州通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等职务,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学识。
在吕公著的官场生涯中,他还参与了濮议之争。当时,有人建议称呼濮王赵允让为皇伯考,但吕公著认为这是不妥的,因为这个称呼是真宗皇帝用来称呼太祖的,不应该用于濮王。后来,濮议之争导致吕公著等人被调离朝廷。吕公著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皇帝应该接受谏言,而不是贬退谏官。他多次请求离开朝廷,最终被任命为蔡州知州。
吕公著在官场上不仅嗜学,还因时劝谏。在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吕公著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当时,司马光因论事被解除御史中丞之职,吕公著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有言事职责的人不能尽其言。他将自己的意见封还给皇帝,并希望皇帝能够治臣的罪,来端正纪纲。然而,神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终解除了他的职务。
在熙宁初年,吕公著担任开封知府。当时,开封发生了地震,吕公著上疏请求皇帝采取措施来安抚民众。他在官场上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嗜学的态度,不畏权贵,勇于直言,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声。
吕公著的官场经历展现了他嗜学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他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在官场上表现出了高尚的品德和勇于直言的精神。他的行为和言论都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和责任感。吕公著的官场经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嗜学之行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荣誉和地位,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学习和奉献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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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当国,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坚决废除新法。而司马光去世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但他与司马光在新法具体内容上有一些分歧。吕公著对保甲法持保留态度,认为只需在冬季农闲时进行教习,由本地监司提按,既不会妨碍农业,也能稍微安抚民众。而司马光则对保甲法表示批评,认为它对民众有害,应该全部废除。
在科举考试方面,吕公著要求考生参考古今儒家学说,不得专门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来选拔士人,也不得出题涉及佛教和道教内容,也不能以申、韩和佛学为学科。他恢复了贤良方正科,强调选拔品德高尚的人才。在他执政期间,他推荐了孙觉、李常、王存、顾临、程颢、张戬等人。
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的端绪,成为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吕公著的学派在《宋元学案》中有七世17人登载。他非常重视教育,当他在颍州任知州时,欧阳修担任颍州知州,焦千之寄居在欧阳修家中,吕公著邀请焦氏为他的子弟们授课。吕公著夫妇督导子弟们的学习,焦千之等人也进行了严格的教育。他还聘请了许多名师,吕氏家教促成了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代的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吕学在南宋时期由吕祖谦发扬光大,其影响直至明清时期。
吕公著的思想主张是以治心养性为基础,他在年轻时就以讲学为业,讲解精深,言简意赅。他的主要门人有邢居实、吕希哲、吕希绩、吕希纯等人。他主张以儒学治国,认为《论语》、《尚书》等经典是圣人的格言,是君主的要道。他从《论语》、《尚书》、《孝经》等儒家经典中选取了一百篇重要语句进行讲解。他要求君主以“畏天命、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去奢、省刑、无逸”为座右铭。他强调,历史上有为的君主都没有失去人心而能够治理国家,也没有通过威胁和强辩来赢得人心。君主应该修德以安抚民众,修德的关键在于学习。君主应该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才会全心全意地回应君主的诚意。只有上下都以至诚相待,才能实现变革和进步。
吕公著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吕学开启了宋代学术史上的新篇章,其影响直至明清时期。他的治国思想强调修德以安民,注重教育和选拔人才,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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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著是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学者,他以其谦逊、正直和淡泊名世。他不仗父势,即使是在寿州时,他也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人们对他的仪容举止虽然喜欢,但并未感到惊奇。直到他离开后,人们才得知他是吕公著,才感到惊讶。
吕公著以牙还牙,曾以翰林学士身份馆伴契丹使者。这位使者凶悍狡黠,与吕公著谈论北宋朝廷政事时,多次试图挑衅。吕公著选了一段契丹的隐密询问,使者无法回答。这展示了吕公著的智慧和机智。
吕公著为人庄严持重,心性纯正恬静。他平日居处时无疾言厉色,对于歌舞钱财荣耀,淡泊无所喜好。他不挥扇避暑,不烤火御寒。这种生活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婿范祖禹和孙婿赵演。
吕公著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待他如兄长。王安石能言善辩,但只有吕公著能以精辟的见识和简洁的言语制服他。王安石曾对人说,吕公著能打消他的念头,这在其他人身上很难做到。然而,当王安石得志后,吕公著却数次公开上言,陈述他的过失,二人的交情因此不终。
吕公著曾在坐右写下了“不善加己,直为受之”八字。这句话表达了他的为人原则,他不善于对他人施加压力,而是愿意承受来自他人的压力。
吕公著颇好禅理,他喜欢佛学。当他成为官员后,他追求施政不繁苛,很少与士大夫交谈,只有能够谈论禅理的人,才能够成为他的客人。他常常劝司马光多留意佛学,并表示佛学只是崇尚它的观点的简要,不一定要每件事都要熟习,不必做方外人。
吕公著的一生展示了他的谦逊、正直和淡泊的品质。他不仗父势,以牙还牙,庄严持重,与王安石交好,颇好禅理。他的为人原则和追求施政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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