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
”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
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
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
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
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
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
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
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
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
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
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
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
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
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
而内朝独缺。
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
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
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
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
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
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
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
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
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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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解析主要是对一篇关于明朝时期的文章进行分析。文章描述了明朝中叶时期武宗朱厚照的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关心政事,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人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一篇上奏文向武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并提出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然而,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随后,明朝的政治更加腐败,皇帝任用亲信宦官,最终导致明朝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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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1450—1524)是明代的名臣和文学家。他的字是济之,号是守溪,晚年又号拙叟,学者们称他为震泽先生。他是汉族,出生在吴县(今江苏苏州)。
王鏊十六岁时就成为国子监的诸生,他的文学才华被广泛传诵。成化十一年,他考取了进士。后来,他被任命为编修,弘治时成为侍讲学士,还担任讲官的职务。之后,他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又晋升为户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
王鏊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著有《姑苏志》、《震泽集》和《震泽长语》等著作。这些著作展示了他的学识和见解。王鏊在明代的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
王鏊于1524年去世,享年74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成就和荣誉,被后人称为明代的名臣和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