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苏轼的这首诗以韩愈论高闲上人草书为起点，却反其意而论诗，最终表达了他对禅与诗之间关系的认识。禅宗要求不立文字，而诗歌则是语言的艺术，二者在表达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在艺术实践中，诗人和批评家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诗歌和禅宗都注重对主观精神的反映。禅宗认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而诗歌也宣称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驱遣万象来表达自我。南宋的释绍嵩在《亚愚江浙纪行诗自序》中说：“禅，心慧也；诗，心志也。慧之所之，禅之所形；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这表明禅思和诗思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此外，禅思和诗思都具有不可预测性，禅语和诗语的非逻辑性也有相通之处。尽管部分诗歌作品追求“直寻”，但禅语和诗语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超越逻辑的限制。宋代禅学在士大夫中大行其道，因此“学诗浑似学参禅”成为一时风气。苏轼的这首诗可以说是风气的先驱，对后来的严羽等人以禅喻诗，分别宗乘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的来说，苏轼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禅与诗之间关系的认识。尽管禅宗要求不立文字，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在实践中，诗人和批评家发现了禅与诗之间的共同性。禅思和诗思都注重对主观精神的反映，具有不可预测性和非逻辑性。这种认识对后来的禅诗创作和禅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