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篇文章是关于战国时期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场辩论。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两人在辩论中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以分为三步。他提出首先要亲善魏、楚两国，然后出兵三川，控制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阻止屯留的通道。接着，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趁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迫使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最后，秦国拥有九鼎，可以借此威胁天子，达到成就王业的目的。对于司马错主张伐蜀的论点，张仪认为蜀地偏远，人力物力不足以取得成功，而建立王业的关键在于三川地区，因此不应该采取伐蜀的策略。
然而，司马错坚决反驳了张仪的观点，用“不然”二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个理由来论证伐蜀的必要性。首先，他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建立王业的三个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国地小民贫，还没有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因此应该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其次，蜀地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可以广域富民，同时还能获得禁暴平乱的名声，一举多得，既有利又有名，不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并不可行，不仅可能带来挟天子的恶名，还会迫使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使秦国陷入危险之中。因此，伐蜀是上策。
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张仪的观点更多是主观的空想，比如魏、韩是否愿意与秦国友好，是否愿意出兵牵制韩军，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否会成功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因素。而司马错则从实际出发，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提出了积极稳妥的策略，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稳脚跟。
总的来说，这场辩论展示了战国时期秦国在外交军事方面的思考和决策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张仪和司马错两位重要人物的不同观点和策略。
诗文：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
”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
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
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
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
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
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
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
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