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
”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
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
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
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
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
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
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
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定能成功。所以,我认为攻打蜀国是更好的选择。”
注释:
1. 司马错(sī mǎ cuò):战国时期秦国的将领,曾参与秦国攻打韩国和赵国的战争。
2. 张仪(zhāng yí):战国时期韩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3. 秦惠王(qín huì wáng):秦国的君主,战国时期的秦国国王。
4. 魏国(wèi guó):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与秦国相邻。
5. 楚国(chǔ guó):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与秦国相邻。
6. 三川(sān chuān):指秦国、魏国和楚国的交界地区。
7. 辕(yuán):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类似于马车。
8. 缑氏(gōu shì):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9. 屯留(tún liú):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10. 南阳(nán yáng):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
11. 南郑(nán zhèng):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12. 新城(xīn chéng):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陕西省。
13. 宜阳(yí yáng):古代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河南省。
14. 周君(zhōu jūn):指周王室,即周天子。
15. 九鼎(jiǔ dǐng):古代的一种礼器,代表着王权和统治。
16. 周王室(zhōu wáng shì):指周天子及其宫廷。
17. 王业(wáng yè):指君主的统治事业。
18. 戎狄(róng dí):古代的一个民族,居住在西北地区。
19. 桀、纣(jié zhòu):古代的两个暴君,被认为是暴虐的代表。
20. 豺狼(chái láng):指凶猛的野兽,比喻凶恶的敌人。
21. 归服(guī fú):指被征服并臣服于他国。
22. 除暴、平乱(chú bào píng luàn):指消除暴乱,恢复社会秩序。
23. 韩国(hán guó):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与秦国相邻。
24. 坏名声(huài míng shēng):指不好的声誉和名誉。
25. 胁迫(xié pò):用武力或威胁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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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内容描述了张仪和司马错在讨论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时展开的争论。双方都以“利弊”为核心,阐明自己的观点。然而,他们的论辩风格却截然不同。张仪倾向于放言高论,试图用华丽的辞藻来迷惑人,而司马错则更加冷静和实际,注重事实,以理性来说服人。这种不同的论辩风格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司马错论伐蜀》创作背景详情»
这篇文章是关于战国时期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场辩论。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两人在辩论中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以分为三步。他提出首先要亲善魏、楚两国,然后出兵三川,控制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阻止屯留的通道。接着,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趁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迫使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最后,秦国拥有九鼎,可以借此威胁天子,达到成就王业的目的。对于司马错主张伐蜀的论点,张仪认为蜀地偏远,人力物力不足以取得成功,而建立王业的关键在于三川地区,因此不应该采取伐蜀的策略。
然而,司马错坚决反驳了张仪的观点,用“不然”二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个理由来论证伐蜀的必要性。首先,他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建立王业的三个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国地小民贫,还没有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因此应该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其次,蜀地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可以广域富民,同时还能获得禁暴平乱的名声,一举多得,既有利又有名,不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并不可行,不仅可能带来挟天子的恶名,还会迫使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使秦国陷入危险之中。因此,伐蜀是上策。
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张仪的观点更多是主观的空想,比如魏、韩是否愿意与秦国友好,是否愿意出兵牵制韩军,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否会成功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因素。而司马错则从实际出发,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提出了积极稳妥的策略,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稳脚跟。
总的来说,这场辩论展示了战国时期秦国在外交军事方面的思考和决策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张仪和司马错两位重要人物的不同观点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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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是汉代楚国彭城人,居住在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他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向是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也是刘歆的父亲。
刘向曾受命领校秘书,他所撰写的《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他的三篇著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仅存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他的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代马国翰辑本。
此外,刘向还参与编纂了《楚辞》,这是他与他的儿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他们还一起编纂了《山海经》。
总结起来,刘向是汉代楚国彭城人,他的著作包括《别录》、《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五经通义》、《楚辞》和《山海经》。他出生于前77年,去世于前6年。
郑子产有疾。
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
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
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
”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施之以宽也。
‘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
’纠之以猛也。
‘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
’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晏子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