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
杨士奇（1366～1444）是明代大臣、学者，江西泰和人。他的字是士奇，号东里，谥号文贞。他是汉族。杨士奇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历经五朝，在内阁为辅臣长达四十余年，担任首辅二十一年。他与杨荣、杨溥一起辅佐政权，被称为“三杨”。由于他所居住的地方，他被时人称为“西杨”。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术才能著称，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的总裁。
关于杨士奇的出生和死亡的具体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人物生平
杨士奇的早年经历非常不平凡。在他一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给了当时的德安同知罗性，因此杨士奇改姓为罗。然而，在一次罗家祭祖的活动中，年幼的杨士奇自己做了一个土像来祭祀杨氏祖先，被罗性发现并赞扬了他的志气，于是恢复了他的宗姓。不久之后，罗性因得罪权贵而去世，杨士奇和母亲回到了德安，他一边教学一边照顾母亲。他在湖北、湖南之间游走，进行教学，期间在江夏居住的时间最长。
在建文年间，明惠帝召集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王叔英推荐杨士奇以其史才。随后，他进入翰林，担任编纂官的职位。吏部对进入史馆的文臣进行考试，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编经人的言论。”于是奏请将他列为第一名。他被授予吴王府副审理的职位，同时仍然担任编纂馆的职务。
明成祖即位后，将杨士奇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不久之后，他进入内阁，参与机务的负责。几个月后，他晋升为侍讲。
永乐二年，进行宫廷选拔，杨士奇被任命为左中允，三年后又升为左谕德。杨士奇在官场上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谈论公事，即使是对亲人也不透露。他在明成祖面前举止恭慎，善于应对，对事情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人犯错，杨士奇都会为他们辩护。当时广东布政使徐奇统领西南时，他赠送了当地特产给内廷官员，有人将赠礼名单呈上皇帝。明成祖看到名单中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于是召见他询问。他回答道：“徐奇当时奔赴广东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能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没有病，是否会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些小东西，应该没有其他意思。”明成祖于是命令烧毁了那份名单。
杨士奇身处宫廷斗争之中。永乐六年，明成祖北巡，命令杨士奇与蹇义、黄淮一同留守辅佐太子监国。太子朱高炽喜欢文学，赞赏王汝玉，让他以诗法进讲。然而，杨士奇却表示：“陛下应当留意学习《六经》，在空闲时阅读两汉时期的诏令。诗歌只是一种小技巧，不值得学习。”太子表示赞同。朱棣起兵时，汉王朱高煦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朱棣答应成功后立他为太子。然而，在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却没有履行承诺，朱高煦因此非常怨恨。朱棣又同情年幼的赵王朱高燧，并异议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杨士奇对此保持沉默，不参与宫廷的争斗。
杨士奇在明朝官场上崭露头角，他的才华和谨慎使他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他在官场上不仅表现出色，而且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也保持着高尚的品德。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华，还取决于他的品德和为人处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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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质疑
后，而在太后专政的时候，“三杨”却对宦官们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还庇护他们。《明史》卷一百四十六《杨荣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荣以宦官专权，不敢与争，乃以宦官为己任，尽力庇护之。”而《明史》卷一百五十六《杨士奇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士奇以宦官专权，不敢与争，乃以宦官为己任，尽力庇护之。”这种庇护宦官的行为，不仅违背了明代的法度，也违背了名臣应有的品德和责任感。名臣应该是为国家和人民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庇护宦官们。
三疑：
“三杨”贪污受贿
在明代，贪污受贿是官员们的通病，而“三杨”也不例外。《明史》卷一百四十六《杨荣传》中记载：“荣以贪鄙，贿赂公行，受贿数十万。”而《明史》卷一百五十六《杨士奇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士奇以贪鄙，贿赂公行，受贿数十万。”这种贪污受贿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损害了名臣的形象。名臣应该是廉洁奉公，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贪污受贿。
综上所述，“三杨”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和贡献，但在其他方面却与名臣的形象不相符合。他们不顾事实，歪曲前人形象；庇护宦官，违背法度和责任感；贪污受贿，损害国家利益。这些行为都是与名臣的标准相悖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将他们视为名臣，而应该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在全面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和行为之后，才能对他们做出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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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杨士奇墓位于中国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城北杏岭村北山坡上，距离吉安市区约42公里。这座墓葬始建于明朝正统九年，墓园背靠青山，面临方塘，四周环绕着花香四溢的山脚和翠绿的青松，景色优美。墓葬的朝向是西向东，墓园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占地约7.5亩，被短墙环护，气势非凡。1957年，杨士奇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园的一些建筑被毁。1986年，江西省文化厅拨款对被毁部分进行修复，修复工程于1988年竣工。自竣工之日起，杨士奇墓对游客开放，供人们游览和凭吊。同年，杨士奇墓被选入《中国名胜词典》。
经过修复的杨士奇墓，除了守墓房和护墙尚未修复外，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墓园分为三个层次，游客可以沿着台阶自下而上，依次观赏。最下方的平台上立有两支华表，顶端各有一只雕刻精美的小狮子。华表的左侧有一座碑亭，该亭平面呈方形，四面开有顶窗。亭内有一只巨大的石龟，背上承载着一块高2.5米、宽0.94米的汉白玉石碑，上面刻有英宗的御祭文碑。碑的上端用篆体字刻有“御祭”二字，并饰以图案；下面是楷体字的碑文，都是阴刻的。中间的平台稍高，前端建有一座牌坊。牌坊有三个门和四根柱子，下面是台阶，巍然矗立，雄伟壮观；牌坊上方的匾额上雕刻着仁宗敕赐的“与国咸休”四个行书大字。这些字的笔力雄健，非常醒目，更增添了墓园的光彩。穿过牌坊，可以看到石俑、石马和石狮子站在牌坊后的墓堂两侧，它们都雕刻得非常精细，栩栩如生。再往上走几级台阶，就到达了墓平台。墓室是用砖石结构建造的，前端砌有呈“八”字形的挡土墙。墓封土高2.5米，直径10米。墓前还竖立着一座望碑，也是用汉白玉石制成的，正面阴刻着“呜呼，杨文贞之墓”几个遒劲的楷体大字，背面则是他的生平简介。整个墓园富丽肃穆，凸显了明代墓葬的特色。
杨士奇墓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价值极高的墓葬。它的修复工程使得这座墓葬得以保存下来，并向游客展示了明代墓葬的独特魅力。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前来参观和凭吊，感受这座墓葬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杨士奇墓的存在不仅是对杨士奇这位历史人物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通过参观杨士奇墓，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到古代人们对墓葬的重视和对祖先的敬仰。这座墓葬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的一种贡献。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来参观杨士奇墓，感受这座古老墓葬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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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著作
明成祖即位后，他对历史文献进行了修编，并主要修编了《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这是一部详细记录了明太宗朱棣的治国事迹的史书。
在明成祖统治的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与马愉、曹鼎等人编纂了一部名为《文渊阁书目》的书目。旧本没有分成卷，但后来《四库全书》将其定为4卷。这部书目记录了7297部图书的著录。大多数书籍没有记录著撰者的姓氏。这部书目将图书分为39类，编为20号，每个号下又分为数橱，按照千字文的顺序排列。
除了《文渊阁书目》，明成祖还著有其他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三朝圣谕录》三卷，记录了明成祖及其前两位皇帝的圣谕；《奏对录》是一部记录了官员上奏和皇帝回答的书籍；《历代名臣奏议》则是收录了历代名臣的奏议；《周易直指》是一部关于周易的著作，共有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是一卷关于明成祖西巡的纪实；《北京纪行录》是一部关于明成祖在北京的纪实，共有两卷；《东里集》是一部收录了明成祖的诗作的著作，共有二十五卷。
明成祖的这些著作涵盖了历史、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他的修编工作以及个人著作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明代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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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特征
杨士奇是一位以其独特的诗文风格而闻名的作者。明人王世贞对他的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这句评论大致概括了杨士奇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的诗文风格可以被描述为“少师韵语妥协”，这意味着他的诗歌语言流畅而和谐。他的诗句韵律优美，字句间的平衡感使得整体作品更加和谐。这种和谐感使得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感到舒适和愉悦。
然而，王世贞也指出了杨士奇诗文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杨士奇的声度和平，如同潦倒的书生。这可能意味着杨士奇的诗文缺乏一种生动的气息，缺乏一种让人感到活力和兴奋的力量。尽管他的作品在形式上是驯雅的，但却缺乏一种真正的生气。
杨士奇的诗文特征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的折中。他的作品既有和谐的韵律和语言，又缺乏一种真正的生动感。这种特点使得他的作品在一些人眼中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也正是这种平淡无奇的特点，使得他的作品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他的诗歌不追求华丽的修辞和夸张的表达，而是通过平实的语言和平和的节奏，传达出一种真实而朴素的情感。
杨士奇的诗文风格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和理解的，但他的作品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诗歌通过平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展现出一种真实而朴素的情感。他的作品或许不会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但却能够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正是这种平淡中的真实，使得杨士奇的诗文在文学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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