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
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是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他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彭端淑是清朝的官员和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在十岁时就能写文章，十二岁进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一起在丹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担任吏部主事、本部员外郎和郎中等职务。
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被选为顺天（今北京）乡试的同考官。他在官场上表现出色，被人们称赞为才华出众的官员。除了在政务上有所成就，彭端淑还是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清代文学的佳作，展现了他的才华和学识。
彭端淑的生平事迹和贡献对于研究清代四川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出生和死亡年份分别为约1699年和约1779年。
生平
彭端淑是一位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他的祖父彭万昆是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判官。彭端淑的叔父们多为举人和知县，家族背景优越。从小聪明过人的他，受到先辈的教诲，注重实际和学习，与兄弟们一起苦读于紫云寺，几年不下山，由父亲亲自教授。他还得到了外祖父王庭诏的教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进入县学后，又得到了合江进士董新策的点拨，学业有所成就。
彭端淑在官场上勤政务实。1726年，他在乡试中举。1733年，与孪生弟弟彭肇洙一同登上进士榜，被授予吏部主事职位。1745年，升任吏部员外郎，后来又调任文选司郎中。1747年，他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同考官。1755年，他被派往广东肇罗道署察使，负责管理“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
彭端淑待人宽厚，一心为民，常以“清慎”为准则。每次巡视和调查，他都会轻装简从，只带一两个随从，明令各州县不得迎接款待，违者将受严惩。他的这种作风深受百姓的称赞。彭端淑在审案时果断明决，对于民间诉讼的错误判决，他都会一一更正，使人民得到公正的待遇。刚到广东时，他面对3000多个积案，立即召集各州县的案卷，与幕僚们公正地审理，迅速解决了所有案件，令人惊叹。他还督修省城书院，邀请名师授课，亲自指导学生，使士风得到恢复。在广东任职六七年间，彭端淑的声望日益提高，朝廷高官对他非常依赖。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然努力进取，决心改善社会，但他并不满足于平凡的一生。尽管当时的清王朝正处于乾隆时代的繁荣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十分兴盛，但阶级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彭端淑决定隐退讲学，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他在退休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学生，传授知识和道德。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有才华和品德的人，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彭端淑是一位勤学好问、为官清廉的官员。他在官场上以勤政为己任，为民众谋福利。他的清廉作风和公正审判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赞誉。退休后，他选择了讲学，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彭端淑的一生充满了荣誉和成就，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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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彭端淑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他的诗歌、散体古文以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非常热衷于制义（也称制艺），他的制义技艺在蜀中独步一时，是继韩琢庵、董新策之后唯一能够“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他一入京城就以制义的名声闻名，深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人的推崇，被誉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然而，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他50岁的时候，他才摆脱了这种束缚，成为了一位“诗学魏、文学左史”，他的文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他辞官后，他主动接近人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他以无比忧愤的心情，挥舞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深入人心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有些作品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比如《七月十六日》中的“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有些作品表达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愤世嫉俗的情绪，比如《杜鹃行》中的“……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还有一些作品表达了他对时事的感慨，比如《忆弟》中的“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
彭端淑和他的弟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闻名，被称为“三彭”。其中，彭端淑最为著名，他的影响力也最大。他的现存作品包括《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其中的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就是收录在这本书中的。
彭端淑以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在清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广受赞誉，而且至今仍被人们传诵和研究。他的文学才华和对社会的关注使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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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天下
彭端淑是一位非常注重人才培养的人，他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他担任考官时，他亲自考核那些才识俱佳的人，并极力提拔他们，不拘一格地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就是在彭端淑的提携下成为了清代学术界的权威。
彭端淑执教锦江书院后，他的门下涌现出了许多人才，其中包括李调元、张翯、钟文韫等。彭端淑将他生命中的最后约二十年全部奉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明确地写道：“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句诗生动地描述了他在讲席书院度过的时间和心境。
1779年，彭端淑在八十一岁时因病在成都南郊白鹤堂去世。如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县仍然保留着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彭端淑的一生充满了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奉献。他不仅在担任考官时发现和提拔了许多才俊，还在锦江书院执教期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他的贡献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对整个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彭端淑的坟台遗址也成为了彭山县的一处历史遗迹，见证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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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相当复杂，他对于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看法。他不喜欢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而是非常推崇陶潜和杜甫的作品。他认为陶潜通过“屏迹躬耕，托意诗酒”以及杜甫通过“抚时感事、爱国忧君”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指出杜甫在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杜甫在蜀地的创作才能得以振奋人心，因为他的思想和情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影响。彭端淑进一步肯定了杜甫对于蜀地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杜甫不来蜀地，他的胸襟怎么能够开阔。蜀中得到了杜甫的诗，山川也因此增添了色彩。”彭端淑的观点强调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于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他认为贤者创作诗歌并不是出于最初的意愿，而是受到了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情感的喷发。他总结道：“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着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宝贵的。然而，由于彭端淑过于痴迷于制义和古文，受到了先代文学批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一直在他耳边回响，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泥潭，使得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受到了局限。彭端淑曾经说过：“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其中“才”指的是作者的文学才能。他认为：“才有大小，是天赋的，不能强加”，“才是天赋的”（《文论》）。他认为司马迁和韩愈之所以能够“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他们拥有“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过于片面地肯定了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程朱理学中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展现出了彭端淑世界观的局限性。 彭端淑文学思想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