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
自《史记》以来，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一直被推崇和传承。在汉代，扬雄和班固都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扬雄在《法言》中称司马迁为“实录”，并赞扬他的爱奇之才。班固在《汉书》中也称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称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些赞誉使得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成为汉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到了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成为了研究《史记》的重要人物。韩愈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将其与司马相如、刘向、杨雄并列为汉朝最杰出的文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作品风格“雄深雅健”，《史记》成为了他写作的样本。柳宗元则认为《史记》的文章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没有多余的修饰，每个字都恰到好处。

在宋元时期，马存和郑樵继续赞扬司马迁的作品。马存认为司马迁喜欢旅游，他的壮游不仅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为了吸取天下大观的气息，然后将其吐露为文字。因此，司马迁的文章或激情澎湃，奔放浩荡；或深沉含蓄，如洞庭之波；或细腻婉约，如春妆；或雄壮激昂，如龙腾虎跃。司马迁游历的地方多种多样，从龙门到巴蜀再到齐鲁，他见证了天地间万物的变化，这些经历成为了他文章的源泉，使得他的作品变化多样。

郑樵则认为，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空谈，只有司马迁父子世代从事编纂典籍的工作，才能真正记录历代的实际情况。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使得他能够准确地记录历史，不偏不倚地呈现事实。这种实录精神在南宋时期得到了高度赞扬。

可以说，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汉代、唐代和宋元时期都得到了肯定和传承。他的作品不仅在史学领域有着重要地位，也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成为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