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
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
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
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
惟有道者，能备患於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缓者，後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
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
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
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