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出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他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以其擅长山水画而闻名。在万历十七年中，他考取了进士，并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来，他升至南京礼部尚书的官职。董其昌去世后，被追谥为“文敏”。
董其昌的画作受到了董源、巨然、黄公望和倪瓒的影响，他的笔触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他的墨色明洁隽朗，温敦淡荡。他善于运用青绿设色，使作品古朴典雅。他将佛家禅宗的思想运用到绘画中，并倡导“南北宗”论，成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画作和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绘画，董其昌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风格融合了晋唐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还能写诗作文，才华出众。
总结：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擅长山水画，受到董源、巨然、黄公望和倪瓒的影响。他的画作清秀中和，墨色明洁隽朗，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他倡导“南北宗”论，成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画作和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擅长书法，能写诗作文。董其昌去世后，被追谥为“文敏”。
人物生平
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起伏和变化。从他初露锋芒的时候开始，他就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决心。
在董其昌17岁时，他参加了松江府的会考。他写了一篇自以为很出色的八股文，但最终却屈居于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认为他试卷上的字写得不好，虽然文章很好，但只能屈居第二。这件事对董其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此他决心努力学习书法。他以颜真卿的《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学习了魏晋时期的书法，临摹了钟繇和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和山水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董其昌在1589年考中进士，并因为他的文章和书法优秀而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他还担任了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不久后因病回到了松江。他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与以往完全不同。之后，他先后担任了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然而，一年后，他辞去官职回家养病，直到1620年，明光宗继位，他以帝师的身份回到朝廷，担任太常少卿，掌管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后去世，继任的天启朝，由魏忠贤和皇帝乳母客氏掌控朝政。在这个时期，朝廷内部充满了党争和争斗。董其昌借口养病辞去官职，直到1632年，政局趋向清明，他第三次出仕，担任詹事府事。然而，不久后，他又请求退归乡里。
董其昌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起伏和变化，但他始终保持着进退得宜的态度。他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的才华和努力使他在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书法和山水画都被人们所称赞。他的政治生涯虽然不太顺利，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董其昌的一生是一个充满了奋斗和坚持的故事，他的经历和成就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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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
董其昌是中国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被誉为“邢张米董”，与邢侗、张瑞图、米钟并列。他的绘画作品以南董北米之说而闻名。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众多，其中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强调了学习传统和古人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要成为艺术家，必须广泛学习传统，并且终身不断地学习。他吸取了唐宋元诸家的优点，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使自己的书画艺术达到了超越古人的高度。
在绘画方面，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机械地模仿。他在继承前人技法的同时，选择性地取舍，并将自己的创意融入其中。他认为如果只是机械地模仿，无法表达古人的精神，因此应该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对古人书画技法的深刻理解，他吸收了各家之法，运用自如，融合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使用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是使用青绿设色，有时还会加入没骨的技法，比较少见。他非常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墨运用上却有独到的造诣。他经常临摹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标榜出来。虽然他一直强调模仿古人，但并不是僵化地模仿，而是能够突破传统，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画法特点在于在继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融合了书法的笔墨修养，运用皴、擦、点划等技法，使得他的山川树石、烟云流水具有骨力和灵动的特点。墨色层次分明，既有拙朴之美，又带有秀丽之感，清雅而逸致。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用了青绿设色和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法，充分展现了他精湛的工笔人物画和独特的山水风格。
董其昌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和创作风格，成为了中国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赏，而且对后世的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艺术追求和对传统的执着，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不仅是对古人的致敬，更是对艺术的创新和发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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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争议
人对董其昌的评价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仕途生涯中展现出了极其精明的才智和谦逊超迈的形象。
董其昌出身于松江望族，但家境贫寒。在他十七岁时，得到他人的资助通过了府试，成为了一名秀才。然而，直到三十五岁才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担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并充当了明光宗朱常洛的讲官。然而，仅仅一年后，他就因病辞去了官职，回家养病长达二十余年。
在董其昌退隐的这段时间里，明朝发生了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以及著名的“妖书案”和“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争斗不休，形势变幻莫测。直到光宗继位，董其昌以帝师的身份回到朝廷，担任太常少卿，掌管国子司业，修撰《神宗实录》。然而，光宗执政仅一个月就去世，由熹宗天启朝继位。在这个时期，魏忠贤和皇帝乳母客氏掌握了朝政。董其昌在天启五年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但仅任职一年后就再次退隐，回到家中居住了八年。
到了崇祯五年，魏忠贤已经去世，政局趋向清明。董其昌七十七岁时第三次出仕，但在崇祯七年，他又请求退归乡里。这一次，是因为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魏忠贤的余孽们煽动了党争，排斥东林。董其昌选择了再次退隐，回到了乡里。
对于董其昌的评价存在争议。有人对他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在仕途中的所作所为与他在书画鉴赏方面的才华不符。然而，也有人怀疑“民抄董宦”的真实性，认为董其昌是为名声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则认为，董其昌之所以遭受迫害，是因为他在担任学政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这些势家鼓动了乱民对他进行了破坏。这一观点说明了董其昌是因为得罪了另一个特权家族而遭受迫害，最终导致他的屋宅被烧毁。
或许有人对董其昌的评价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他在仕途生涯中展现出了极其精明的才智和谦逊超迈的形象。他三进三退，腾挪闪跃，既在仕宦阶层中营造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世俗权势的巅峰。他的经历和选择，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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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袁可立和董其昌是明代的两位知名学者，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董其昌是一位擅长鉴别古书画和写书法的人，他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收藏了大量的书籍。他在家中建立了一个名为“玄赏斋”的藏书之家，里面收藏了法帖、名画和古书。他还撰写了《玄赏斋书目》，其中列举了他收藏的书籍，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有人怀疑这个书目是其他人所撰写的，但清代的学者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这个书目很可能是董其昌本人所撰写的。
袁可立和董其昌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少年时代。袁可立比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称呼他为“弟”。尽管他们来自千里之遥的家乡，却能够成为同窗好友，一起读书学习。据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记载，董其昌曾经梦见神人告诉他，要等待袁可立和他一起参加考试，才有机会上榜。于是，他四处寻找袁可立，并将他带回家中亲自教导。最终，当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他们一起参加考试，果然都中了榜。这个故事也在明代学者黄道周的《节寰袁公传》中有所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我和袁伯应一起在陆宗伯先生的门下学习。”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有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面还留有他们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其昌在尾跋中称赞袁可立的作品“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这被世人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备受重视。
崇祯六年（1633年）冬天，袁可立在睢州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他在行状中回忆起和袁可立一起学习的时光，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董其昌写道：“虽然我们相隔天涯，但我们的友谊却永远不会分离。我们之间的交情如同白日一样明亮，真正了解袁可立的人应该像了解我一样。”《行状》分为元、亨、利、贞四册，是对袁可立的致敬和怀念之作。
袁可立和董其昌的故事展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他们共同努力学习，相互帮助，最终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合作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赏。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和合作可以跨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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