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明末官员、书法家。他于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后历任户、礼两部尚书，同时擅长书法和绘画。
倪元璐的书法作品灵秀神妙，尤其擅长行草字体，其书法技艺超群，被誉为超逸之作。他得到了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位文人的赞赏和指导，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的特点，同时也融入了渴笔和浓墨的运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的字体奇特多变，书风奇伟，后人称他为“笔奇、字奇、格奇”的“三奇”，以及“势足、意足、韵足”的“三足”。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倪元璐选择自缢殉节，享年五十二岁。后来，清朝时期的弘光时，他被追赠为少保、吏部尚书，并被谥号为文正，清廷还赐予他谥号文贞。他的著作有《倪文贞集》。
综上所述，倪元璐是明末时期的官员和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被称赞为灵秀神妙，尤其擅长行草字体。他的作品中展现了独特的风格和技艺，被后人称为“三奇”和“三足”。他在1644年选择自缢殉节，享年五十二岁，后被清朝追赠为少保、吏部尚书，并被谥号为文正。他的著作有《倪文贞集》。
人物经历
于狱中，其罪不可逃。臣以为，廷臣议论之异同，实乃各自立场不同所致。然而，以臣之见，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崔、魏党，都不应该被一概而论为邪党。东林党虽然有些人言辞过激，但他们是天下才薮，他们的言论应该被容忍和尊重。而崔、魏党虽然与东林党有所交往，但他们并非邪党，他们对忠贤、呈秀的攻击是出于忠诚之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将东林党和崔、魏党一起攻击，这是不公平的。这些人以忠厚之心曲解了东林党和崔、魏党的本意，却对我们这些忠诚之士苛责不已，这是舛误之举。
如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我们曾多次奉明纶，希望能够得到使用，但当事者却将道学封疆，将我们视为铁案，这难道不是在深防我们的报复吗？然而，我认为这是多余的。那些借东林党媚崔、魏的人，他们自己已经失败了，何必等待东林党的报复呢？如果他们不再附和崔、魏，又能够攻击他们吗？他们已经失去了东林党的支持，即使有再多的东林党也无法对他们进行报复。我还曾读过圣旨，其中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的谕令。然而，最近听闻廷臣们的议论，却有异同之处，令人大为惊讶。韩爌是一位光伟的相才，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是红丸议起，全国都在议论纷纷，韩爌却坚决揭露了其不实之处。孙慎行是一个君子，韩爌都不附和，更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只是因为他支持熊廷弼一事。熊廷弼确实应该受到诛杀，韩爌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但封疆失事，有很多人都有责任，难道只想单独杀掉一个熊廷弼吗？这是韩爌所指责的。然而，熊廷弼最终并没有死于封疆，而是死在了狱中，他的罪行是无法逃脱的。
总之，我认为廷臣们的议论之异同是因为各自立场不同所致。然而，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地将东林党和崔、魏党视为邪党，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忠诚之心。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而不是苛责他们。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自己的错误，不再将道学封疆，而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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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升迁
倪元璐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官员，他在南京担任司业和右中允职位。在四年后，他晋升为右谕德，成为日讲官，并进一步晋升为右庶子。他向皇帝上呈了八项实际政策建议，包括插入部门、修缮京城、加强守军、安抚降人、增加军饷、储备边才、严格教育等。此外，他还上呈了八项虚拟政策建议，包括端正政治根本、扩大公共讨论、宣扬正义、统一教育、考虑长远、激励人们、强调名节、改变外貌等。其中，他的端正政治根本建议主张以规范、温和、仁爱的方式治理国家；而他的扩大公共讨论建议则批评了张捷和吕纯等人谋反案的事情。张捷对此大为愤怒，上书强烈攻击，而倪元璐则辩解，但皇帝都没有理会。八年后，倪元璐被调任为国子祭酒。
倪元璐的声望逐渐提高，地位也逐渐显赫。皇帝对他很有意向，但体仁对此深感忌惮。有一天，皇帝亲自写信给倪元璐下阁，要求他提供个人履历，体仁对此更加担心。与此同时，刘孔昭谋求掌握军政大权，体仁派他攻击倪元璐，指责他的妻子陈尚存还活着，而他的妾王冒继续被封为妻子，违反了礼法。皇帝下诏让吏部核查此事，其中包括同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以及从兄御史元珙，他们都表示陈氏已经被放逐，王冒是合法的妻子，体仁的意图受挫。与此同时，部门讨论行抚按勘奏，拟定旨意称：“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于是，倪元璐被免职，被安排在南京操江。
十五年九月，倪元璐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次年春天，他到达京城，制定了对敌机宜的计划，皇帝很满意。五月，他被晋升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并继续担任日讲官。按照祖制，浙江人不能担任户部官员，但倪元璐辞去了这个职位，但没有被允许。皇帝对倪元璐非常器重，每五天就会三次赐予他面谈的机会。倪元璐因此上奏：“陛下真心信任臣，臣请参与兵部谋划。”皇帝回答说：“已经告诉枢臣，让他与你协商。”当时，冯元飙担任兵部，与倪元璐志同道合，共同考虑军粮问题，内外都期望能够治理平安。但是，皇帝认为他们上任较晚，时机已经不可为，左右为难。根据惯例，各边境饷司都有一定的分配，倪元璐建议改为大规模分配，并兼任兵部职务，清查军队，不称职的立即被替换。此前，多次派遣科臣出任四方租赋督察，倪元璐认为这样会扰民而无益，因此取消了这一安排，专门负责抚按工作。户部侍郎庄祖诲负责剿灭寇匪和筹集军饷，但担心被盗劫，远离京城去了长沙和衡州。倪元璐建议让抚按官自行催收，不再麻烦朝廷派遣使臣。自军兴以来，除了正常供应外，还有边境饷、新饷和练饷等多种款项，容易被不良官员滥用，倪元璐建议合并为一项。皇帝都表示同意。当时国家财政紧张，但减免灾民负担也很多。倪元璐认为没有其他出路，建议开放赎罪制度，并规定到官满一年后可以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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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殉节
袁可立是明朝末年的一位知名学者和政治家，他的门生中有三位国士，他们分别是黄道周、倪元璐和刘理顺。这三位门生都为国家殉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流传下去。
在这三位门生中，倪元璐素来备受期望，逐渐得到重用。思宗对他非常看重，有意任用他。然而，由于小人的嫉妒和诽谤，倪元璐最终被迫辞官回家。从那时起，他深知朝廷政治的险恶，决心不再谋求官职。
崇祯十五年，清兵入侵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震动之中。倪元璐毅然决定出售家产，征募壮士，前往北京救援。他募得数百名勇士，迅速赶往北京。他向思宗陈述了对抗敌人的计划，思宗任命他为户部尚书，深感遗憾不能早日利用他的才能。随后，他被命令恢复原职，专门负责日常讲学。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后，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在城陷之日，倪元璐整理了衣冠，向皇宫行礼，然后在一张几上写下了：“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他随后南向坐下，用帛子自缢而死。
黄道周是袁可立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他和倪元璐一样，都是袁可立的得意弟子，也是同朝为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书法和绘画等共同的兴趣方面非常契合。当得知倪元璐辞官后，黄道周和其他一些人，如陈彦升、陈子龙等，都去倪元璐家劝阻他的决定。
黄道周和倪元璐都是袁可立的门生，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忠诚和奉献是值得崇敬和追求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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