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纵囚论》是一篇对唐太宗纵囚一事进行质疑的文章。文章认为，唐太宗的纵囚行为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典范的行为，并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一篇辩论性质的议论文，旨在对传统观点进行辩驳。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他的统治被称为“贞观之治”，被后人奉为典范。然而，《纵囚论》对于他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纵囚是指唐太宗在位期间，对一些犯罪分子采取宽大政策，放过了他们的行为。这一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仁慈的表现，但《纵囚论》却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正确的行为。
文章明确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观点。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以人民的情感为基础，不应该追求与众不同的行为来追求声誉。文章认为，唐太宗的纵囚行为并没有真正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和情感，而是出于个人的追求和虚荣心。因此，这种行为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典范的行为。
《纵囚论》可以被视为一篇辩论性质的议论文，因为它对传统观点进行了辩驳。传统上，唐太宗的纵囚行为被视为一种仁慈和宽容的表现，被奉为典范。然而，《纵囚论》通过对这一行为的质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正确的行为。通过辩论和论证，文章试图引发读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并对传统观点进行重新评估。
总之，《纵囚论》是一篇对唐太宗纵囚一事进行质疑的文章，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具有辩论性质，旨在对传统观点进行辩驳，并引发读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诗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