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
鲜于枢（1246-1302）是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他晚年营室名为“困学之斋”，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他的祖籍是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出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他是汉族，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大都（今北京）人，另一种说法是他是渔阳（今北京蓟县）人。他先后寓居扬州和杭州。
大德六年（1302年），鲜于枢担任太常典薄。在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凭借才华被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来改任浙东省都事，晚年担任太常典簿。他热爱诗歌和古董，文名在当时很显赫，尤其在书法方面成就最为突出。明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将他列为“词林英杰”之一百五十人。他的传记收录在《新元史》中。
楷书作品
异，但整体风格和内容基本相同。石鼓文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
《石鼓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据传，这首诗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他以周宣王时期的刻石为题材，写下了这首七言诗。这首诗以其雄浑有力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见证。虽然具体的年代无法确定，但根据历代文人的研究和考证，可以推测石鼓文的刻制时间大约在周宣王时期。石鼓文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周宣王的事迹和政绩，以及对于君王治国理政的思考和倡导。这些文字记录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石鼓文的保存历程也颇为曲折。最早的石鼓文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然而，在五代战乱中，石鼓散落于民间，直到宋代才重新收集整理。宋徽宗更是对石鼓文情有独钟，将其迁至汴京国学，并用金符字嵌起来。然而，金兵入侵后，石鼓文再次被运回燕京。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石鼓文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迁至江南，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了北京故宫，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
为了更好地保护原始的石鼓文，清高宗曾下令仿刻了十鼓，并将其放置于辟雍（大学）。这些仿鼓虽然与原石鼓在形状和刻字部位上有所差异，但整体风格和内容基本相同。现在，这些仿鼓被展示在北京国子监，供人们观赏和研究。
石鼓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和思想的意义。通过研究石鼓文，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入探索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石鼓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和借鉴的对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下的社会和时代。
总之，道德经和石鼓文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它们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成为了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思想的重要窗口。通过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珍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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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在艺术创作上互相启发，共同进步。鲜于枢以其豪放的性格和才华横溢的诗才，深受赵孟頫的赞赏和喜爱。赵孟頫曾称赞鲜于枢的诗作“旷达可喜”，并常常为他人诵读。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交流，更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和默契。
鲜于枢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他常年迁居于各地，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但往往与上司发生冲突，导致多次辞官或遭贬。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才华和追求。相反，他以自负随意的性格，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为百姓所爱戴，被称为“我鲜于公”。
赵孟頫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他的书法风格独特，被誉为“赵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他在宦途上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信念，不断追求创新和突破。他与鲜于枢的交往，无疑是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共同成长。
他们的交往始于至元十五年左右，持续了二十四年之久。尽管他们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每当有机会，他们总会聚在一起，畅谈文艺之道。特别是在赵孟頫休病吴兴和在浙江儒学提举任上的时候，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互相倾诉心声，共同探讨艺术创作的道路。
鲜于枢和赵孟頫的交往不仅仅是两位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契合。他们通过彼此的作品和言谈，互相启发和激励，共同进步。他们的交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的心灵始终相互相通。
鲜于枢和赵孟頫的交往经历，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追求，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他们的交往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艺术是无国界的，只要心灵相通，就能够创造出美丽的艺术作品。
鲜于枢和赵孟頫的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的才华和追求，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更为我们树立了追求梦想和坚持信念的榜样。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勇敢追求，就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让我们向鲜于枢和赵孟頫致敬，感受他们的艺术魅力，传承他们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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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鲜于枢是一位传世书法大家，他的作品约有四十件，主要以行草书为主，墨迹为主要材料。他的书法风格源自唐代书法，同时也受到东晋二王的影响。鲜于枢的书法功力扎实，擅长悬腕作字，喜欢使用狼毫笔，注重书法的骨力。他的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而他的草书则学习怀素的风格，并能够自创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
明代王世桢曾评价鲜于枢说：“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这段评价中，王世桢认为鲜于枢虽然博学多才，气质雄伟，但在行草书方面，他的作品虽然有骨力，但缺乏姿态，略显平庸，因此逐渐不敌赵吴兴。
由于鲜于枢一生官位不高，经常闲居在家，他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除了书法专长外，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作了许多诗词。他还擅长作曲，弹奏琴技高超，同时也精通文物鉴定。正是因为他广泛的艺术修养，并将之融入到书法中，鲜于枢才成为一位书法大家。他早年学习书法时，未能像古人那样有所领悟，直到有一次在野外看到两个人在泥淖中挽车，他才豁然开朗。他在写字时常常使用中锋回腕的技法，笔墨流畅自如，气势雄伟跌宕，尤其在酒酣之时，他的字迹更加奇特而生动。鲜于枢同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功力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著有《困学斋集》一书。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被誉为元代书坛的“巨擘”，并被称为“二妙”、“二杰”，但他的影响力稍逊于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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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珍稀墨宝。而鲜于枢所书的《石鼓歌》更是享有盛名，被推崇为国宝。
据了解，《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出土于唐初，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韩愈创作了《石鼓歌》，才使得这一刻字文字得到了彰显。韩愈的《石鼓歌》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展现了石鼓文的独特魅力，使其成为了国宝级的文物。
而鲜于枢的《石鼓歌》更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的影响至深。他的草书风格中锋直下，稍敛毫芒，圆劲丰润，浑雄朴茂而凝重，充满了森严规矩的气息。据了解，这卷《石鼓歌》不仅是墨宝巨珍，更是书家法帖。据介绍，鲜于枢写的《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而另一部则是本卷，是鲜于枢书法艺术成熟期的完美之作。这卷《石鼓歌》的纸墨完洁，比起“大都会本”的绝笔之作更加出色。
《石鼓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其历史意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韩愈和鲜于枢的创作也为后世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总之，《石鼓歌》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它的创作和传世，不仅彰显了石鼓文的独特魅力，也为后世的书法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珍视这一国宝级的文物，同时也要继承和发扬书法艺术的精神，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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