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
杨慎（1488～1559）是明代文学家，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他的字是用修，号是升庵。后来因为被流放到滇南，他自称为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他是杨廷和的儿子，汉族，出生在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祖籍是庐陵。
杨慎在正德六年成为状元，后来担任官职翰林院修撰，负责修订武宗实录。当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时，他上书抗议。世宗继位后，任命他为经筵讲官。然而，在嘉靖三年，因为参与了“大礼议”，他受到了廷杖的惩罚，并被贬谪到云南永昌卫，直到终老。
杨慎是明代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丰富，被称为第一。尽管他的诗歌不专注于盛唐风格，但仍然有一定的倾向。在被贬谪之后，他表达了许多愤怒和不满。他还擅长写作散文、词和散曲，他的古代考证作品范围广泛。他的著作达到了一百多种。后人将他的作品编辑成《升庵集》。
小传
是被宦官所毒。朱厚燳的儿子朱厚照继位，是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杨慎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然而，世宗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放纵，他非常重视政务，希望能够整顿朝纲，治理国家。杨慎也积极支持世宗的改革措施，为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然而，杨慎的直言不讳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的一些政敌开始对他进行攻击，诬陷他有罪。世宗虽然对杨慎非常器重，但也无法完全保护他。正德二十年（1525），杨慎被贬为南京兵部尚书，受到了逆鳞廷杖的惩罚。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刑罚，意味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已经彻底被削弱。
然而，杨慎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在南京继续努力工作，积极参与政务，为国家尽心尽力。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和建议，得到了世宗的赞赏。正德二十四年（1529），杨慎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重新回到了朝廷中。
晚年隐居：
然而，杨慎并没有再次投身政治，而是选择了隐居。他在南京的官职虽然很高，但他对朝廷的腐败和内外交困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无法再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他辞去了官职，回到了家乡。
杨慎在隐居后，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和历史。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包括《明史》、《明太祖实录》等。他的著作不仅对后世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杨慎在隐居期间，也经常与一些文人雅士交流，举办文学讲座和诗会。他的学问和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和尊重。他的门下弟子众多，其中包括了许多后来成为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人物。
杨慎在隐居期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注重修身养性，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由。他喜欢游山玩水，欣赏自然风景，寻找灵感和启示。他的诗词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生的思考，表达了他对世俗纷扰的厌倦和对自由自在的向往。
杨慎在隐居期间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直到去世。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理想和追求的执着。他的学问和品德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被誉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擘。他的一生是蟾宫折桂的典范，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追求卓越和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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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杨慎，明代文学家和政治家，自幼聪颖，展现出卓越的才华。他在十一岁时就能作诗，十二岁时写成了《古战场文》，引起了众人的惊叹。进京后，他写了《黄叶诗》，得到了李东阳的赞赏，并被邀请在李东阳门下学习。在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的科举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状元）通过了殿试，被授予进士及第的头衔，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
然而，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八月，武宗突然前往居庸关，杨慎上书抗议，被迫称病返回家乡。除此之外，杨慎的父亲杨廷和也是明朝的重要官员，担任过内阁首辅。
在明世宗即位后，杨慎被召至京师，担任经筵讲官。然而，在嘉靖三年（1524年），一场名为“大礼议”的争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聚集在左顺门，撼门大哭，表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不能容忍此事。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了十六人。十天后，杨慎和刘济、安磐等七人再次聚集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和刘济都被贬到边疆。
杨慎前往云南永昌卫的戍地。在他父亲当国之时，曾经裁撤了锦衣卫的冗员，有些人心怀怨恨，趁机埋伏在途中，企图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小心翼翼地行动。经过漫长的旅程，他终于到达了云南，但几乎一直生病不起。
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望，但他父亲康复后又返回永昌。不久之后，他率领家奴协助平定了寻甸安铨和武定凤朝文的叛乱。在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去世，杨慎获准回去为他安葬。此后，他时而回到四川，时而在云南省城，时而停留在永昌，他在各地都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善待。
由于大礼议的原因，世宗对杨廷和和杨慎父子怀有极大的愤恨，经常询问杨慎的近况，大臣们回答说杨慎“老病”，世宗才稍微宽慰一些。杨慎听到这件事后，更加放纵自己，经常饮酒作乐，游历名胜。《乐府纪闻》中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然而，尽管明朝历经六次大赦，杨慎始终未能回到家乡。按照明律，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没有人敢接受他的赎身请求。当杨慎年近七旬时，曾经返回泸州短暂停留，但不久后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他在戍地去世。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他光禄寺少卿的职位，明熹宗天启时追谥他为文宪。《明史》中有关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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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创作
文学风格和唐宋诗人的创作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作既有叙事性的抒情诗，也有写景诗和社会批判的诗作，内容丰富多样。
杨慎的诗作中，思乡怀归的题材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由于他长期居住在滇池，他的诗中常常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归乡的渴望。在《江陵别内》中，他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与妻子分别的情景，表达了别离的伤感。而《宿金沙江》则描绘了他往返川滇的旅途中的感慨和离愁之情。这些诗作通过对比现实与过去的旅行经历，凸显了离别的痛苦和思乡的情感。
除了思乡怀归的题材，杨慎的诗作中也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在《海口行》和《后海口行》中，他揭露了豪绅地主与地方官吏勾结，剥削农民的现象。他通过诗歌呼吁仁人志士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局面，让亿兆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观刈稻纪谚》中，他以老农的语言表达了农民在丰年却因军饷赋敛而生活困苦的痛苦。这些诗作展现了杨慎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此外，杨慎的诗作中也有不少描写自然风景的作品。他以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云南的山河风光，展现了祖国的壮丽景色。在《海风行》中，他描写了下关的风景，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则描绘了洱海夜色和渔舟灯火的美景，细腻清新。他还在《夜宿泸山》中描绘了西昌泸山的壮丽景色和火把节的盛况，展现了他对美景的赞美和对自然的敬畏。
总的来说，杨慎的诗作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家乡的思念和归乡的渴望的抒情诗，也有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的诗作，还有对自然风景的描绘和对历史英雄的歌颂。他的诗作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疾苦。他的诗作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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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管窥
杨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者，他的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在小学时期，他就开始写作，并创作了《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他对古代音韵、文字和语言的研究。
在经学方面，杨慎写了《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作品。这些作品对经典文献进行了解读和解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和思想。
在文学方面，杨慎写了《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诗歌、绘画和文学批评等方面，展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独特见解。
史地方面，杨慎写了《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云南地区的地理和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
诗词方面，杨慎写了《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他的诗词才华，其中包括长篇叙事诗、短句和乐府等不同形式的作品。
此外，杨慎还参与了编纂工作，他编写了《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作品。这些作品收集了古今的民间歌谣、谚语和情诗，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总的来说，杨慎是一位多产而多才的作者，他的作品涵盖了古代音韵、文字、经典文献、文学艺术、地理历史和诗词等多个领域。他的作品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对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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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杨升庵是明代文学家、诗人、散文家，被誉为“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的杰出人物。他的才学卓越，人品俊伟，被李贽称赞为“流光百世”。杨升庵的作品在当时备受推崇，被誉为当代词宗和国初至嘉隆时期文人学士著述之富的代表。
杨升庵的文学造诣深受后人的赞誉。王夫之称他为“三百年来最上乘”的诗人，周逊在《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王世贞则称赞他为“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焦竑更是对杨升庵推崇备至，专门搜集他的著作并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也称赞他为“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
杨升庵的词作也备受推崇。胡薇元在《岁寒居词话》中称他为明人词的第一人。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中选了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他的诗作被认为融合了六朝的风格，独立于明代的文学门户。
除了文学才华，杨升庵还以博学多才而闻名。《明史·杨慎传》中称他为“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四库全书总目》也称他为“博洽冠一时”，他的诗作中融入了六朝的风格，独立于明代的文学门户。
杨升庵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明代，甚至传到了日本。明末朱之瑜在晚年讲学日本时，将杨升庵与李空同集称为“极佳”的文集。朱之瑜还回答了小宅生顺关于杨升庵的问题，称他为国朝宰相之子，名为慎。
总的来说，杨升庵是明代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才华和作品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广泛赞誉。他的诗词作品融合了六朝的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当代词宗。他的博学多才也使他在学术界备受推崇。杨升庵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明代，甚至传到了日本，成为了文学界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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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
杨慎认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一些弊端。他指出，理学倾向于追求高远的理论，但却缺乏实践的基础，学而无实。而心学则过于注重考索，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但却缺乏实用性，学而无用。他认为，君子应该尊重德性并将其作为学问的根本，而不是纯粹追求理论的探讨。他批评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而陆九渊则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导致了两家之学的形成，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杨慎认为，朱熹的经学过于拘泥于训诂，而新学则削弱了经典的地位，流于俗学。他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导的通学观点。对于当时流行的道学和心学，杨慎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道学和心学都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只是空洞的理论，缺乏实际应用的指导。他批评道学和心学的理论过于高深难懂，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导致人伦事理的混乱。总的来说，杨慎认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弊端。 杨慎儒学思想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