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
林纾（1852～1924年）是一位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他晚年被称为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他的室名有春觉斋、烟云楼等。
林纾于光绪八年（1882年）成为举人，曾参加官教论考试，但未能考中进士。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他加入了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的正志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并推崇桐城派古文。他还创办了“苍霞精舍”，这个精舍后来成为福建工程学院的前身。
林纾的著作包括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以及小说笔记等。他的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展示了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才华。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成就对于研究近代文学和翻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林纾于1924年去世，他的一生为中国文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生平
林纾是一位热爱文学的人，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学情有独钟。尽管他的家境贫寒，还要面对乱世的困扰，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知识。在闲暇时光，他不忘苦读诗书，校阅了大量的古籍。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使得他在1882年成为江南有名的举人，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然而，林纾并没有因此满足于功名利禄，他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他屡次失败，这使得他对仕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决定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
1897年，林纾已经步入不惑之年，开始了他的著译生涯。他翻译了《闽中新乐府》和《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两本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林纾涉入翻译界其实是一种偶然。当时，他的母亲去世，妻子也相继离世，他陷入了消沉的困境。为了帮助他走出困境，他的好友魏翰、王寿昌等人邀请他一同翻译书籍。起初，林纾推脱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激励着他继续走上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27年里，林纾不仅写了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还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多部书籍，成功地描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百态。此外，尽管他不懂外语，他还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多部西洋小说，其中包括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等。这些翻译作品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林纾是一位对文学充满热爱的人，他不仅自己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还通过翻译将西方文学引入中国。他的努力和贡献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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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变化
林纾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知识分子，他在福建时期积极参与新政讨论，并创作了《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其中的《村先生》、《兴女学》等作品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他在《村先生》中写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例如他所作的《徐景颜传》就表扬了为国家牺牲的海军。
然而，林纾后来的思想转向保守，这与他一直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表示，革命军起义后，皇帝让政权给予了他们。他认为自己对于新政权的一切决策都不满意，他写道：“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尽管他没有在清朝担任官职，但他仍然十分敬仰光绪帝，甚至前往拜访了光绪帝的陵墓。因此，民国成立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了北京大学，并批评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指责他剽窃汉人的作品，没有表达出真正的意境和义法。
在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文，这一运动在北京大学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林纾对于这一运动持反对态度。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认为如果完全废弃古代经典，使用俚语作为文字，那么就会导致下层社会的人也能成为教授。这表明了他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态度。
林纾的思想转变从进步到保守，再到反对五四运动，反映了他对于时代变革的态度和观点的变化。他的思想转变也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变迁。无论如何，林纾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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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张
林纾是一位孤独的学者，他自称“四十五岁以下，不看非书”。从11岁开始，他就向同里的薛锡极请教古文辞，读杜诗和欧文，努力精通。从13岁到20岁，他“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超过2000卷。31岁时，他结识了李宗言，看到他兄弟们积攒的书籍，他一个个借来阅读。不仅仅是经、子、史籍，他还搜集了唐宋小说家的言论。后来，他从广泛阅读转为精读。对于他一生钟爱的书籍，他沉醉其中，如同品味美酒，深深地沉浸其中。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他读程朱二氏的书“如饫粱肉一般”。但他也揭露了“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他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批评年轻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他还敢将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在《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中写道：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的义法为核心，认为左、马、班、韩的文学是“天下文章之祖庭”，他认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他提醒人们，“姚文最严净。我们喜欢它的严净，但如果沉迷其中，就会变得薄弱”。他认为专注于揣摩桐城派古文的声调，“也必然缺乏精气神味”。他认为学习桐城派不如学习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且他认为在学习中应该知道变化，做到能够灵活运用。“师法是为了学习；变化是为了应对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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