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他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汉族。明末时，他成为贡生，但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两次奉诏特征，未就，因此被人称为征君。
清兵入关后，朱之瑜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亡后，他东渡日本，在长崎和江户（今东京）定居，并开始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他在日本受到朝野人士的推重，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的学术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实践，圣贤之学都需要践行。他的思想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誉为明末清初的五大学者。此外，他还与王阳明、黄梨洲、严子陵一起被称为余姚四先贤。
生平
朱之瑜担任南京礼部尚书。然而，朱之瑜拒绝了这一职位，他认为朝廷已经失去了正统性，自己不愿意为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的政权工作。他决定放弃仕途，继续专注于学问和研究。
朱之瑜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闻名于世。他对古代经典的研究非常精深，尤其擅长《诗经》和《书经》。他的学问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他还积极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并经常与人讨论如何改善社会状况。他认为，普通人追求官位和财富，而贤人君子追求的是能够实现自己言行的机会。他强调言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才能真正获得快乐和满足。
朱之瑜的绝意仕进并不是因为他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对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感到失望。他深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即使自己获得了高官厚禄，也无法真正为民众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他选择了远离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和研究，以期通过教育和思想的力量来影响社会。
朱之瑜的绝意仕进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思和抗议。他的行为激励了许多后来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也选择了远离政治的道路，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朱之瑜的精神和思想影响了后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绝意仕进的朱之瑜是一个有远见和勇气的人。他看清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公，选择了远离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坚持自己的学问和研究。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思和抗议。他的精神和思想影响了后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追求真理和正义比追求权力和利益更加重要，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才能真正获得快乐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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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观点
朱之瑜是一位在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特点的人。他将中外教育视为一体，以培养天下英才为乐趣。在他在日本生活的20多年里，他的弟子不断增加，并且他还公开讲学。他对日本的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凡遇英才，乐于奖进。”他的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写的《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学者和学生经常登门求教的情景，以及朱之瑜与他们一起“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况。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了日本的才华横溢，认为他们可以成为孔子、颜回和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过于崇信佛教，儒教并未兴盛，存在问题。他认为，日本建国的根本在于尊重教育和推崇学问，而在施政方面，培养贤才是当务之急。他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的“尊王一统”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中，他多能从事一些平凡的工作。他不厌其烦地传授艺术和道德，他还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来鼓励日本的弟子，表达了他对于培养人才的观点。关于教育的方法，他认为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也有因人而异的地方。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这是一种困难的地方。他还说：“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因人而异的地方。他根据弟子的天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给予不同的启示。他注重实践，但并不忽视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对于读书的方法，他认为先读历史，再读经典；历史书的文义较浅，与实际情况更接近，与事理相符，容易理解。这些都展示了他注重实际功效和实用性的精神。
总的来说，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将中外教育视为一体，以培养天下英才为乐趣。他注重实践和实用性，根据不同的弟子提出不同的要求，并给予不同的启示。他的教育观点对于日本的教育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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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
德川光国是日本水户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成功与朱之瑜多年来的教育和熏陶密不可分。朱之瑜在日本执教期间，对水户藩和加贺藩的影响最为深远。德川光国介绍了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人成为朱之瑜的弟子。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非常尊敬朱之瑜，并执弟子礼，因此他的属臣们也都拜朱之瑜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等几位儒生介绍到朱之瑜的门下。
随后，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这五位弟子先后成为朱之瑜的亲近弟子，并负责照料老师的起居、侍奉，以及对外应酬和联系等事务。这五位弟子中，安积觉的成就最为显著，他与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在13岁时拜师朱之瑜，接受蒙学教育。后来因为父亲去世而中断了学业。成年后，安积觉回忆起自己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归功于当年先生的严格教育，“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非常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并督促他每天完成功课。安积觉在晚年还告诫自己的孙辈：“舜水先生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我们的子孙应该像崇拜神明一样尊敬他，不容有丝毫失落。”
朱之瑜对其他几位亲近弟子也同样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看到下川三省“温存淳谨”，“像慈母一样关怀他，像严父一样督促他”。学生五十川刚伯有一定的基础，朱之瑜担心他“读书容易，掌握难”，鼓励他不要虚度光阴，要再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刚开始投奔朱之瑜门下时，因思乡而无法专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躁，也不为他的困扰所动摇，严格要求他。一个月后，服部其衷的学业有了很大进步，与老师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多年，期间不仅执教弟子，还有很多其他学生向他请教。在取得成就的学生中，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仅明治维新受到了这种良好影响，朱氏学说本身也得到了发扬光大。”这表明朱之瑜的教育和学说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注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不沉溺于空洞的理论。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对明治维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日本的学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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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九述略
朱之瑜是明朝末年的一位忠臣，他在明朝灭亡后定居日本，并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他62岁时，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17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
这篇著作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题为“致虏之由”。朱之瑜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腐败。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难以抵御外族侵略，是因为自己贻误了良机，这也是中国士大夫自取其辱的结果。他引用了一句俗语：“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意思是只有朽木才会被虫蛀，没有不朽之木，虫蛀才能生存。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的科举制度变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导致人们整年都在追求华丽的辞藻，而忽视了读书的真正目的，即治理国家和造福百姓。
第二章论述了“虏势二条”。第一条是讨论了天启和崇祯年间边臣失职，导致外族入侵的问题。第二条是讨论了外族入侵后，他们对中原地区的搜括征发，引起了天下的骚动。
第三章讲述了“虏害十条”。朱之瑜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后的十大罪状。其中包括东北地区的屠杀，沿海地区的防边、养兵、藏匿、接济，近海地区的造船、帮工、值匠，以及内地的签发舵梢、签派船料、搬运木植等。他还指责省会和各郡的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以及满清政府对仕宦人员的安排和买官行为。最后，他还提到了满清政府对普通百姓的欺压，包括打老鼠和拆房屋等。
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朱之瑜认为灭虏的策略并不在于奇巧，而在于与他们的行为相反。他举例说：“他们以残暴，我们以仁慈；他们以贪婪，我们以正义。解除他们的压迫，就已经赢得了人心；让他们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能恢复繁荣。”他认为只要全体百姓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就能够报答17年来的深仇大恨。他相信，虽然满清政府可能有一些神秘的计谋，但他们也无法再次施展。而且，他们的技术和手段已经被百姓揭穿，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他坚信一旦他们遭到失败，就必然会土崩瓦解。
这篇著作完成后，朱之瑜请求他的日本朋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以备将来采集外郡的逸事，为编写史书做准备。朱之瑜在文章的结尾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这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忧国忧民的情感，使人感受到他的忠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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