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争鸣：
有根据的。他认为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并没有改变原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编辑整理，使之更加完整和连贯。


然而，大陆红学界对高鹗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以周汝昌为代表的红学界认为后四十回是对原著的破坏和篡改，他们甚至将高鹗妖魔化，将其视为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建国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宣扬，导致了对高鹗和后四十回的全盘否定的不良倾向。


然而，台湾的林语堂等少数学者对高鹗的评价却与大陆红学界截然相反。他们认为高鹗在后四十回中的编辑整理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并没有改变原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他们坚持为高鹗鸣不平，认为大陆红学界对高鹗的打压和恶骂是不公正的。


在这场争议中，胡传淮的发现给争议增添了新的材料。他通过对张问陶妹夫汉军高扬曾的考证，证实了张问陶与高鹗并无亲戚关系，而是张问陶妹夫的身份为汉军高扬曾。这一发现进一步削弱了高鹗续书说的依据，也为高鹗反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综上所述，红学界对高鹗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他对后四十回的编辑整理工作以及后四十回的文学成就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大陆红学界对高鹗持否定态度，而台湾的少数学者则坚持为高鹗辩护。胡传淮的发现为争议增添了新的材料，削弱了高鹗续书说的依据。然而，对于后四十回的文学成就，不同学者的观点仍然存在分歧。这场争议至今仍未有定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