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
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
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
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
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
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蒙难以正,授圣以谟。
宗祀用繁,夷民其苏。
宪宪大人,显晦不渝。
圣人之仁,道合隆污。
明哲在躬,不陋为奴。
冲让居礼,不盈称孤。
高而无危,卑不可逾。
非死非去,有怀故都。
时诎而伸,卒为世模。
易象是列,文王为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
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一: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第三是教化万民。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以大德行立于世上。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尤其殷勤。
在殷纣王之时,大道逆乱,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臣下拼死进谏,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行了。这样的作为,是保其贤明,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隐藏自己的谋略,在奴隶中间受凌辱。虽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乱来;虽然颓废失落,但忠心不熄灭。所以《易》上说:“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已经走上正轨,就拿出大法《洪范》以传授圣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所以《书》说:“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他顺应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无论大小,人群不论亲疏远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这是教化万民呢。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天地之变化,箕子独得其正气,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当周朝还没有建立,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离去。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竟然自毙,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图谋保存殷朝,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谁能辅佐治理呢?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也许是有志于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庙于汲郡,岁岁祭祀,钦佩先生独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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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到荒远的边郡担任官职。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柳宗元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
在这篇碑文中,柳宗元主要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然而,他的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这是因为柳宗元深知自己的遭遇与箕子相似,都是因为追求真理和改革而受到贬谪和冷落。他对箕子的赞美不仅是对箕子本人的敬佩,更是对自己的自省和反思。
柳宗元在碑文中可能会描述箕子的智慧和勇气,他可能会赞扬箕子在商朝时期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通过赞美箕子,柳宗元也在间接地表达自己对政治革新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他希望通过这篇碑文,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并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理解。
总之,这篇碑文是柳宗元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尽管文章以议论为主,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通过赞美箕子,柳宗元希望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并为自己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理解。这篇碑文不仅是对箕子的赞美,更是对自己的自省和反思。
《箕子碑》创作背景详情»
《箕子碑》是一篇赞美箕子的碑文,作者通过描述箕子的品德高尚和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展示了箕子在殷商末年的政治处境和他的智慧与忍耐。
文章开篇,作者明确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箕子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物,完全符合这三个标准。
接下来,作者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在殷商末年,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被囚禁起来。这种行为被比喻为《易经》卦象中的“箕子之明夷”,意味着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箕子采取了这种方式,符合了“正蒙难”的标准。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箕子的行为被认为是最明智的选择。
在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的时候,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这种隐忍图存的行为展示了箕子的智慧和忍耐力。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表示对箕子的崇敬之情,赞扬了箕子的忠贞和智慧,以及他在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和推崇教化治理人民方面的重大业绩。
整篇文章通过赞美箕子的行为和品德,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箕子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物,以智慧和忍耐面对困境,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既是对箕子的赞美,也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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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年-819年)是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哲学家、儒学家和政治家。他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著名作品包括《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由于他是河东人,人们称他为柳河东。此外,他曾担任柳州刺史,因此也被称为柳柳州。
柳宗元与韩愈一起被认为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被合称为“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柳宗元的诗歌和文学成就都非常杰出,他的地位可以说是一时难分轩轾。
关于柳宗元的出生和死亡,他出生于773年,逝世于8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