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1241～1317年后）是南宋末期的一位诗人、词人和宫廷琴师。他的字是大有，号称水云，也自称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出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他是琳的第三个儿子。在度宗时期，他以他擅长的琴技供奉宫廷。
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被攻陷，汪元量随着三宫妃嫔一起逃到燕京。他曾经在狱中拜访过文天祥。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他出家成为一名道士，并成功南归，次年回到了钱塘。之后，他经常往来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最终在湖山度过了晚年。
汪元量的诗作大多记录了国家亡国前后的事情，被时人比作杜甫，被称为“诗史”。他有两部重要的著作，《水云集》和《湖山类稿》。
元初道教在帝王的推崇下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道士的生活相对优越，生活方式也较为自由。对于一位宋朝的旧臣来说，选择以道士的身份南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保持他的社会地位，还能够继续享受相对宽裕的生活。
汪元量一直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他将全真教作为道教的代表，因为全真教中融合了儒家思想，这使得他在信仰道教的同时能够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全真教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了他对于归依感的渴望。
蒙元民族的统治使汉族儒生的处境变得艰难，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然而，道教作为汉族文化相对较为纯净的留存之处，成为了他最终选择入道的又一原因。道教中融入了民族文化的因素，这也成为了他入道的动力。
总的来说，元初道教的社会地位较高，道士的生活相对优越，这使得以道士身份南归成为一位宋朝旧臣的不错选择。对于汪元量来说，全真教作为道教的代表，融合了儒家思想，使他能够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并满足他对于归依感的需求。此外，蒙元民族的统治使汉族儒生的处境艰难，而道教作为汉族文化相对纯净的留存之处，成为了他最终选择入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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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量是一位以揭露宋朝亡国之痛为主题的诗人。他的友人李珏评价他的《湖山类稿》称其为“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并称其为“宋亡之诗史”。这一评价准确地概括了汪元量诗歌的主要特点。
《醉歌》是汪元量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十首诗直接揭露了贾似道等人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他用“声声骂杀贾平章”的诗句表达了对贾似道等人的愤怒和不满。此外，他还直呼太皇太后谢氏的名字，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这些诗句充满了悲愤之情，堪称史笔之作。
《越州歌》是汪元量另一部重要的作品，共有二十首。这些诗描绘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状。他用“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来形容元兵的威胁。他还写道“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这些诗歌充满了亡国之痛，悲歌当哭。
《湖州歌》是汪元量最为广泛的作品，共有九十八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开始，他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了自己南归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他描述了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的景象，以及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的情景。这些诗歌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情感，只有亲身经历过亡国之痛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真实感受。《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超出了其他宋遗民的诗歌。
汪元量在南归后写了许多诗歌，反映了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经历的痛苦生活。《钱塘》和《兴元府》等诗作描绘了人们在元朝统治下的困境和苦难。这些诗歌可以看作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汪元量早期的创作中，他模仿了古诗《李陵与苏武诗》和《苏武诗》，写了《居拟苏武》和《月夜拟李陵诗传》等作品。这些诗歌在立意、谋篇和遣辞上都模仿了古诗的风格，显露出他对古人诗歌的崇敬和追求。然而，随着元兵的南逼和国势的飘摇，他的诗歌逐渐融入了时代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颇有心得。在颠沛困顿之中，他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的精髓。
汪元量的诗歌以揭露宋朝亡国之痛为主题，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人民的苦难。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广泛传播，对于补充史籍的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诗歌不仅是文学的珍品，更是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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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量是一位出生在琴而儒的大家庭中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擅长弹琴、作画、写诗填词，因此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奉太后和王昭仪。他还与柴望、马廷鸾等人有交往。
然而，在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后，元世祖下诏将三宫北迁至大都。作为宫廷琴师，汪元量随太皇太后北行，经历了从杭州到幽州的万里之旅。他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场景，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和在燕京的生活。在这段经历中，他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事件，弥补了史书的不足之处。
在文天祥兵败被执、囚禁于大都期间，汪元量多次前往囚所探望他。文天祥为汪元量集结了杜甫的诗句，创作了《胡笳十八拍》，并为汪元量的作品作序。汪元量也写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坚守节操。在文天祥壮烈殉国后，他又创作了九首《孚丘道人招魂歌》，形式上模仿了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在北方陪伴三宫生活了十三年，期间经常参加元主举办的各种宴会，并以琴名闻名于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别宠遇。他还教授瀛国公赵显诗书，曾在翰林院任职，还奉命降香。然而，至元二十五年（1288）后，太皇太后和王昭仪相继仙逝，瀛国公赵显入吐蕃学佛法，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汪元量所侍奉的宋室王族分崩离析。在这个时候，汪元量毅然决然地给太祖上书请求南归，最终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得到了黄冠，自号水云子。回到南方后，他组织了诗社，游历潇湘，进入蜀川，拜访旧友，最后在钱塘筑起了“湖山隐处”，自称“野水闲云一钓蓑”。据传，他的行踪飘忽不定，被当时的人称为“神仙”，最终在山水之间度过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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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记录了汪元量的著作《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但这些书籍已经失传了。在清代乾隆年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的《湖山类稿》5卷（前4卷是诗，第5卷是词），《水云集》1卷。由于流传系统的不同，这些诗歌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两者共收录了300多首诗和20多首词，《四库全书》也将这两本书收录其中。现代学者孔凡礼在明代抄本《诗渊》和《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了汪森本未收录的约100首诗和20多首词，将其与汪氏的两本书合并编纂，题为《增订湖山类稿》，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汪元量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他的《湖山类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共有13卷。这本书记录了他对湖山的独特感悟和描绘，以及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和思考。然而，可惜的是，这本书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直接阅读到它的内容。
幸运的是，鲍廷博在乾隆年间刻刘辰翁选的《湖山类稿》的时候，将其中的一些诗歌重新整理出版了。这本重新整理的《湖山类稿》共有5卷，其中前4卷是诗歌，第5卷是词。这本书的出版使得汪元量的诗歌得以流传下来，并且在当时也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除了《湖山类稿》，汪元量还有另外两本重要的作品，《汪水云诗》和《水云词》。然而，这两本书也都已经失传了，我们无法得知它们的具体内容。据记载，这两本书的诗歌数量较多，其中有一些与《湖山类稿》中的诗歌重复。
在现代，学者孔凡礼在研究明代抄本《诗渊》和《永乐大典》残卷时，意外地发现了汪森本未收录的一些诗歌和词。他将这些作品与汪氏的两本书合并编纂，形成了《增订湖山类稿》。这本书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使得汪元量的作品得以更加完整地传世。
总的来说，汪元量是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对于研究清代文学和湖山诗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他的一些作品已经失传，但通过后人的整理和发现，我们仍然能够一窥他的才华和思想。《湖山类稿》和《增订湖山类稿》的出版，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欣赏汪元量的诗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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