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
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
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
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
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
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
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一: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注释:晕圈:指月亮周围出现的光环状的现象,预示着将要刮风。石柱返潮湿润:指房屋的石柱表面出现潮湿的现象,预示着将要下雨。
译文二: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注释:山巨源、郭汾阳:古代人名,分别对应王衍、卢杞。惠帝、德宗:晋朝和唐朝的皇帝名字。
译文三: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
注释:伯夷、叔齐:古代传说中的贤人。颜渊、孟轲:孔子的学生。《诗》《书》:古代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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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辨奸论》是一篇在1069年传出的文章,署名为已故的苏洵所作。当时,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这些改革措施引起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为了打击王安石,保守派故意传出了这篇文章,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已经“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推行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如农民贫困、财政困难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却引起了保守派人士的不满和反对。
保守派人士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是对传统制度的破坏和颠覆,他们担心这些改革措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权的动荡。为了打击王安石,保守派人士故意传出了《辨奸论》,并署名为已故的苏洵。他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揭示王安石的真实面目,以便动摇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辨奸论》是否真的是苏洵所作,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确实是苏洵在他生前所写,他通过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观察和分析,预见到了王安石的变法将会带来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辨奸论》是保守派人士伪造的,他们利用苏洵的名义来攻击王安石,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无论《辨奸论》的真实作者是谁,这篇文章都成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它通过对王安石的批评和质疑,揭示了当时社会对新法改革的争议和分歧。这篇文章的传播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王安石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为后来的政治局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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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是一篇关于观察行为并识别奸臣的文章。作者认为,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从微小的细节中看出问题的本质。因此,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那些作乱的奸臣。
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作者通过举例说明,比如观察天气的变化可以预测未来的气候,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可以揭示他们的真实意图。通过这些观察,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的本性和动机,从而识别出那些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奸臣。
《辨奸论》被认为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然而,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苏洵为了讽刺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写的,但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并非苏洵所作,而是宋代的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至今为止,还没有定论。
无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它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和识别奸臣的方法。通过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和言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隐藏的动机和意图。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辨奸论》中的观察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们,以便更好地识别和防范那些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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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是一篇古文名篇,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见微知著”的观点,强调了小事情的重要性。文章通过比较天象和人事,指出人事更难掌握,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接着,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作者说明了他们的评论虽有道理,但也有所疏漏,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在第三段中,作者生动地描绘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其论证之严谨和笔锋之犀利令人叹为观止。在结尾处,作者提出了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展示了他持公允态度的一面。
然而,在批评“有的人”时,作者将生活习惯也作为攻击的口实,可能有些偏颇。尽管如此,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整篇文章在立意谋篇上非常成功,通过连贯的写作目的和精彩的论证,展示了作者的才华和思想深度。《辨奸论》是一篇值得鉴赏的古文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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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是一篇旨在诋毁王安石并反对“新党”的文章。尽管文章的本旨与当今无关,但其中有两点与现实相类似。
首先,作者指责王安石口头上崇尚孔老之书,行为上却违背了夷齐之行的原则。他聚集了一些追求名利却未能如愿的人,一起编造言语,私下设立名号,仿佛颜渊、孟轲再次出世。这种阴险狠毒的行为,与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一样,其危害不可言喻。虽然我们不讨论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但是现实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人物,他们以类似的手段追求个人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是《辨奸论》给予后人的启示之一,我们必须警惕并辨别这种人物。否则,他们的危害轻则危及个人生命,重则祸及国家和民众。
其次,作者提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即衣着与臣子虏俘相同,食物与犬彘相似,囚首丧面却谈论诗书。这种情况看似违反常情,然而在1957年夏天以及“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在监狱中屡见不鲜。这是一种悲剧,当然,古人无法预料到这种悲剧的发生。
综上所述,《辨奸论》虽然是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但其中的两点观点与现实相类似。一方面,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以阴险狠毒手段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物,以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违背常情的现象,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篇文章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辨别真相,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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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字明允,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出生于1009年,是汉族,出生在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
苏洵是北宋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一起被称为“三苏”,并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擅长散文,尤其擅长政论。他的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被誉为文坛上的佼佼者。
苏洵的代表作品是《嘉祐集》,这部作品流传至今。《嘉祐集》是一部集合了苏洵的多篇散文作品的文集,其中包含了他的政论文章,展现了他的才华和见解。
苏洵在文学界的地位非常高,他的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散文风格深受后人推崇,被誉为北宋散文的代表之一。
苏洵于1066年去世,享年57岁。他的去世给文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作品和影响力仍然流传至今,被后人广泛研究和欣赏。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
南合沅、湘 ,北合汉沔,其势益张。
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
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
涛澜汹涌,风云开阖。
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
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
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
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
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
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
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
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
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 ,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
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
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食货志》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
”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王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