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
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
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
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
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
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
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
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
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
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
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
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以礼相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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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稳定。这就是魏国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所追求的真正荣耀。
注释二:
1. 做官做到将相:指做官做到宰相的地位。
2. 富贵而回老家:指做官发财后能够回到故乡享受富贵的生活。
3. 读书人:指受过教育的士人。
4. 苏秦:战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家。
5. 朱买臣:唐代宰相,因为家境贫寒而被妻子抛弃。
6. 四匹马拉的高大的车子:指官员乘坐的豪华马车。
7. 旗帜在前开道:指官员乘坐的车队前面有人拿着旗帜引路。
8. 骑兵卫队:指官员乘坐的车队后面有骑兵护卫。
9. 平头男女:指普通百姓。
10. 魏国公:指魏忠贤,明朝朝廷的权臣。
11. 科举高榜:指通过科举考试并获得高分。
12. 显要的位置:指高级官职。
13. 德音:指声誉。
14. 仪仗大旗:指官员出行时所使用的大旗。
15. 桓圭和礼服:指官员所穿的华丽服饰。
16. 恩德遍及百姓:指官员的恩德能够惠及百姓。
17. 事迹刻入钟鼎碑石:指官员的功绩被刻在钟鼎和碑石上。
18. 传播在声乐和文章里:指官员的事迹被传颂在歌谣和文章中。
19. 鄙薄:指轻视。
20. 仁宗至和年间:指明朝仁宗至和年间。
21. 武康节度使:指魏忠贤曾担任的官职。
22. 昼锦堂:魏忠贤在相州后园建造的一座建筑。
23. 快意于感恩报仇:指满足于感激和报复。
24. 夸耀个人多誉:指吹嘘个人的荣誉。
25. 垂着衣带,拿着手板:指官员在处理重要事务时的严肃态度。
26. 泰山一样稳定:比喻官员处理事务稳定如泰山。
《相州昼锦堂记》译文及注释二详情»这篇创作背景描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两位重要人物的关系。韩琦担任丞相,是魏国公,曾经在武康节度使任职,享受了富贵的生活,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有着远大的志向。他不以富贵为荣,而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荣,甚至还刻诗表达自己的志向。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对韩琦的志向非常推崇,认为他的志向将会实现,并且对天下有益。因此,欧阳修写下了这篇文章,表达对韩琦的赞赏和支持。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人们对于追求理想的推崇。 《相州昼锦堂记》创作背景详情»
这篇文章是为了赞扬相州韩琦所建的昼锦堂而写的记述。文章的主旨是赞美韩琦身居显位,却不炫耀富贵,反而以此为鉴戒,志在留下清名于后世,展现真正的人格。同时,文章也贬斥了那些追求名利富贵,以衣锦还乡为荣的庸俗之辈。
文章首先从人们普遍赞美衣锦还乡的情感入手,通过古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感的盛行,为后文的论述做了铺垫。接着,文章夸赞了韩琦的行为。韩琦作为一位身居高位、名声显赫的人臣,却鄙弃了那种炫耀富贵的庸俗作风。他回家兴建昼锦堂,正是以反其意而用之,展现了他轻财重义的品格和远大的志向,这是一般追求荣耀和富贵者所无法比拟的。作者表达了对韩琦的由衷赞美和敬佩之情。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通过赞扬韩琦的行为,旨在告诫人们不要追求名利富贵,而是应该追求真正的品格和志向。同时,文章也对那些庸俗之辈进行了贬斥,认为他们追求的是虚荣和富贵,而不是真正的价值。这篇文章以韩琦的昼锦堂为例,通过对他的赞美来强调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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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杰出和卓越。同时,通过对比,也凸显了魏国公的高远志向和追求,他不仅仅满足于官位和财富,而是追求功在国家、名垂青史的伟业。这种对比的写作手法,使得魏国公的形象更加鲜明,也更加突出了他的非凡之处。
此外,文章还通过介绍相州昼锦堂的来历和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进一步展示了他的志向和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相州昼锦堂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魏国公的荣耀和光辉,而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则表明了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淡漠,更加注重对百姓的恩泽和对国家的贡献。这些细节的描写,使得魏国公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
总的来说,欧阳修通过对比的写作手法,突出了魏国公的超凡脱俗和高远抱负,展示了他的非凡之处和追求。同时,通过对相州昼锦堂的描写和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的介绍,更加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使得魏国公的形象更加生动和鲜明。整篇文章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对魏国公的赞美和敬佩之情,展示了他的伟大功绩和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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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他是汉族,出生于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由于吉州原属庐陵郡,他自称“庐陵欧阳修”。他被谥号为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一起被称为“唐宋八大家”,这是对他们在文学和政治领域的杰出贡献的认可。后来,他又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一起被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是对他们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欧阳修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曾担任过宰相和枢密使等重要职位。他在政治上主张变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推行新法、整顿军队、加强教育等。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欧阳修的作品涵盖了诗、词、散文等多个领域。他的诗歌作品以豪放洒脱、婉约细腻为特点,被誉为“欧阳诗风”。他的散文作品则以清新自然、富有感情的笔触而著称。他的代表作品有《醉翁亭记》、《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等。
欧阳修对史学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主编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整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欧阳修于1072年去世,享年66岁。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
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
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
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
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
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
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浮槎山,在慎县南三十五里,或曰浮巢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图、老子之徒荒怪诞幻之说。
其上有泉,自前世论水者皆弗道。
余尝读《茶经》,爱陆羽善言水。
后得张又新《水记》,载刘伯刍、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为得之于羽,然以《茶经》考之,皆不合。
又新妄狂险谲之士,其言难信,颇疑非羽之说。
及得浮槎山水,然后益以羽为知水者。
浮槎与龙池山,皆在庐州界中,较其水味,不及浮槎远甚。
而又新所记,以龙池为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录,以此知其所失多矣。
羽则不然,其论曰:“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
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其言虽简,而于论水尽矣。
浮槎之水,发自李侯。
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因游金陵,登蒋山,饮其水。
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盖羽所谓乳泉、石池漫流者也。
饮之而甘,乃考图记,问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
余报之曰:李侯可谓贤矣。
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
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流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
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
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
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乐尔。
惟富贵者而不可得兼,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
其不能两得,亦其理与势之然欤。
今李侯生长富贵,厌于耳目,又知山林之乐,至于攀缘上下,幽隐穷绝,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谓多矣。
李侯折节好学,喜交贤士,敏于为政,所至有能名。
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凡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
故余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发自李侯始也。
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庐陵欧阳修记。